二流子改造运动

有正当职业,又兼靠不良行为为生活手段者为半二流子。

其实,“二流子”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39年延安报刊中。此前,延安的老百姓将这些人统称为地痞、流氓、“爬鬼”、“二流答瓜”等。“二流子”很有可能就是由“二流答瓜”引申出来的。1937年革命政权建立后,随着农村恶势力被推翻,地痞流氓的数量急剧减少了。但是,也有新的流氓不断地产生出来,和旧社会以敲诈勒索、拐骗抢劫、帮助土豪劣绅欺压良善为业的流氓相比,他们显然没有那么坏恶,其性质和对社会的恶劣影响也明显微弱。为了将当时的坏分子和旧社会的流氓地痞区别开来,人们便称前者为“二流子”。这个称呼还表明,新社会存在的二流子不是当时社会制度的产物,而是旧日寄生意识的残余。

改造二流子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工程,为此,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其中,如何认定二流子,是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早期由于标准不统一,村干部常常为某人是否是“二流子”、是“全二流子”还是“半二流子”而讨论到深更半夜,为此争得面红耳赤。如有的农民抽洋烟,但也从事生产,就很难认定。于是,边区基层政府机关深入调查每个二流子的具体情况,最后还是主要考虑其是否有正当职业、对待生产的态度、生活是否腐化、有没有养家等因素。据1944年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二流子改造》一书中,当时对二流子作了如下划分:

至于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是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气者(如本人有不良嗜好,但不靠卖违禁品为生活,耍赌博但不靠招赌生活,积极生产但又大吃大喝等),不算二流子,而应称作有不良嗜好或有二流子习气的公民。

这样划分,一是为了不冤枉好人;二则是知道从哪里入手帮助他们改造,同时使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所在。

做了很大的一件工成流。打碎好地一段。有的成了水渠。宽有五尺,升三丈,因而努力佃,于上年大不相同。大家通要努力生产。我佃查吧。

提升了群众的生产热情和对边区政府的拥护。一般群众认二流子为农村之害,因而对政府改造二流子工作极为拥护。当群众看到他们的转变,都表示:“政府的办法真正好。”“要不是今年抓紧二流子生产的话,这些人到现在一定还是穷光蛋和鬼混呢。”并自愿积极帮助二流子改造。同时,二流子的改造又激励了其他群众的生产热情。许多人都说“二流子都生产了,咱要不好好劳动,就要被二流子赶过去了。”此外,二流子改造后,生活的大大改善使他们对边区政府心存感激。曾经闻名边区的二流子刘生海经改造成为边区着名的劳动英雄,他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说:“想不到曾是‘二流子’的我,也会有今天,我要报答政府这样好地对待我,以后更要好好劳动。”延川二流子刘兴盛转变后对乡长说:“今年亏得乡长帮助我们,若不是,我们一家人现在还是挨饿受冻,哪里还能像今天一样吃干的穿新的?盼望乡长以后经常来督促我们的生产,我们一家人永远也忘不了政府的好处。”如此感激政府的话,记述不尽。

陕甘宁边区的新名词——“二流子”

认定了二流子的划分标准,接下来就是对症下药地进行改造了。改造二流子是边区社会政策之一,是发展边区经济、改变旧社会习性、保持劳动人民淳良民风的一个重要步骤。对此,边区政府及时提出了“说服教育为主,法令限制为辅”的二流子改造方针,除强制劳动外,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加以执行——

通过二流子改造运动,边区成了无妓女、无乞丐、无小偷的文明社会。访问延安的黄炎培先生和许多外国记者都盛赞边区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的良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毛泽东评价二流子改造运动“是布尔什维克的好经验,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了人民的拥护,巩固了社会的安宁”。

组织起来,进行相互督促。好吃懒做、逃避劳动是二流子的通病。因此,把他们组织起来,互相监督,克服懒惰,逐渐建立起劳动习惯,比起个别改造,收效要大得多。例如,万户谷组织的二流子开荒队、贺家川的开荒合作社等,都吸收了很多二流子参加,因为这些地方都缺乏土地,以集体力量组织起来后,基本的问题便得到了解决。而在互相督促之下,二流子也很快都养成了劳动习惯。另一种情况是动员二流子参加变工队,以劳动积极者来监督他们。比如劳动英雄在他们的变工队里吸收二流子参加,通过耐心地帮助和细心地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延安市为二流子制定了公约:不染不良嗜好,不串门,不招闲人,不挑拨是非,要有正当职业,如有违反罚工。延安市各乡村还将二流子名单和公约在村民大会上宣布,并将二流子编成小组,指定村干部和党员为组长,转变好了的,小组表扬;不转变的,给予批评。凡此种种活动,促使了相当一批二流子的转变。

据调查,1937年前,延安全市人口不到3000,地痞流氓即有500,占人口总数的16%。1937年,延安县约3万人,二流子则有1692人,占总人口的5.6%。以此推算,陕甘宁边区140万人口中,二流子约占7.8万。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由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改变、纯朴民风的形成,大部分二流子自觉地改变成为劳动者。即使未改变者,其行为方式也大有收敛。尽管如此,由于这些未改变的二流子积习难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边区的社会风气。1942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农村里的耗子》的读者来信,询问农村目前有几种“有害的人,该怎么办?”这几种“有害的人”主要是“吹手剥削人”“阴阳剥削人”“神官巫神剥削人”等,这些人消极生产,以看风水为生,“专吃农民的血,农民很抱怨他,而又不能不让他吃,还得‘恭而敬之’,请他们来吃”。因此,要想改善社会风气和社会生活方式,就需要改造这些二流子。为此,继1939年延安县和华池县率先发起后,1942
年边区政府也随之开展“二流子改造运动”,以配合大生产运动。

如果说游民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的话,那么“二流子”则是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诞生出来的。1950年代春明出版社出版的《新名词词典》中,“二流子”特指旧社会中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失去了土地和职业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大都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常常以不正当的活动谋生。在乡村特指‘脱离生产’‘游手好闲’‘好吃不做的懒汉’”。

定期举行二流子坦白反省会。在二流子比较集中的地方,区乡干部首先抓紧对一二个典型的二流子进行说服教育,使之彻底觉悟,然后让他们在群众性的会议上用个别谈话的方式,去感动号召其他二流子进行反省,如此收效明显。在许多乡村的生产动员会上,往往是由二流子的坦白转为了生产劳动的挑战竞赛,而使会场进入高潮。这不但教育了二流子,而且也刺激了一般群众的生产情绪。因为二流子在挑战中互相都订了生产条件,所以在会后也互相督促检查,起到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另外,个别地方还组织了别开生面的“二流子展览会”,即在群众生产动员大会的一侧,陈列着二流子的“法宝”——烟具、赌具、神案、佛像、三尖刀等,然后要二流子坦白这些东西如何使自己倾家荡产。许多“巫神”也当场坦白过去骗人的招数与罪恶。这样的会议,除了给人以深刻印象外,对二流子本身的影响也非常大。不过,这种会议要注意把握,如处理不好,伤害了二流子的自尊心,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稳定了边区的社会秩序,改善了当地的社会风气。对二流子的成功改造,大大减少了赌博、串门子、招野汉、偷窃财物、好吃懒做、拨弄是非、宣传迷信等不良现象,再加上二流子不务正业,极易被敌人利用,有的甚至加入了汉奸特务组织,对边区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所以对他们的改造,有利于边区的锄奸自卫,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二流子大部分都改造成健康勤劳的农民,“好吃懒做被看作是耻辱”“从前乞丐到处可见,现在早已绝迹了”。他们不仅努力生产,自食其力,摆脱了贫困,而且自给有余,走向了丰衣足食,有的甚至成为劳动模范,如曾经做了10年二流子的申长林,在大生产运动中就成为3个农民典型之一。这里摘引沙滩坪二流子梁正平写的生产日记为例,虽错字连篇,却表达了二流子的真正心声。

钟老婆有口子,将地打坏,于了栏口。做上两天。

说服教育,加强思想改造。虽说“二流子”是旧社会的产物,是社会问题,但就“二流子”本身而言,其实是个思想问题。因此必须从思想教育入手进行改造,使他们良心发现、心悦诚服,才可避免改造中出现昙花一现的现象。为此,不少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对二流子亲自教育,同时发动农村中有威望的人士和劳动英雄结对帮助改造,效果十分显着。在劝说感化方面,除个别谈话外,还让二流子观摩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使其看到劳动英雄的荣耀后受到教育和感动,有的当场就表示悔改,并制定了个人计划。此外,各地的民间小调、童谣和秧歌剧中都融进了激励二流子改变的内容。经验证明,说服教育的次数越多、越深入,改造也就越彻底,所起到的作用也就越大。如二流子阮候旦,原本是个穷光蛋,后在土地革命中分得了土地,也娶了媳妇成了家,但几年来游荡成性,家产荡尽,还被特务拉拢上钩,做起了坏事。区乡干部与村中的积极分子得知情况后,多次登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针对其生活困境,支援谷米二斗、农贷款千元。不厌其烦地说服教育和慷慨解囊,使阮候旦深受感动,幡然悔悟,坦白了自己所做的坏事,还通过努力,完全革除了不良嗜好,积极投入到生产劳动中。转变后的阮候旦衷心地说:“共产党帮助我两次翻身,这是没齿难忘的恩情呀。”乡里的群众也说:“阮候旦在共产党的教育下,不但脱了二流子的皮,现在生产拥军都好了,够得上当个劳动英雄了。”他的转变,对其他二流子也起到了教育作用。

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二流子由于多年惰于生产,生活水平日益下降。因此,在改造过程中,对已失去土地,或缺乏工具、畜力、种籽等生产条件,家中无粮,又无路求职的人,边区政府都尽力帮助。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会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改造的信心,否则思想教育也会落空。例如,沙卯镇的刘买跙是个非常顽皮的青年二流子,年仅25岁,却流性很深。虽然经过多次说服教育,但他总是找各种借口逃避劳动。负责改造他的完小校长和女劳动英雄王保女,针对其具体情况,发动群众借给他3斗米,并自己借钱给他作为擀毡的本钱。每天生活收支问题,全由完小校长负责帮他入账打理并限制开支,对其帮助可谓无微不至。刘买跙不禁感动地说:“自己爹娘在世的时候,也没有这样关心过自己,现在有了新生父母,把自己教育成了人。”最终,刘买跙转变成了一个正经的手艺工人。由于二流子改造后有了出路,生活有保障,所以他们一般都没有再次成为二流子。

对症下药积极改造二流子

浪子回头二流子改造成绩显着

大大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发展。边区原本就土地贫瘠,抗日战争时期又受到国民党严重的经济封锁,人力、财力都十分困难。二流子改造运动为边区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基本解决了边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1943年,边区已经转变的二流子每人至少生产粮食1石5斗,5500多个已转变的二流子生产了8300余石粮食,足够1万人1年的口粮。这样大大减轻了边区的财政负担,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这些二流子的生活。如改造后的苏占有,已经丢洋烟两个月了,准备种田地4垧,每垧上粪6袋,翻1次,锄2次,深耕6寸;种山地15垧、半垧洋芋、半垧老麻子,均上粪。此外,还从事农村副业,喂5只猪,还做纺织。而泥水工人史玉璋被改造后也是积极劳动,计划以做工为主,另种庄稼和山地两垧,一年做工10个月,除吃用外,要节存2斗5升小米,交给区政府保存或加入合作社。和大多数改造后的二流子一样,他的心愿是“今年全家要达到丰衣足食”。

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偷人、嫁汉、招赌博、贩卖违禁品、拐骗、做巫神、当师婆、胡挖乱抓,只要能作为生活手段,汉奸特务也干……)维持生活者为二流子。

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二流子改造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1943年初,边区二流子有9544名,到年底便改造了5587名,占58.8%,剩下的二流子经过1944年和1945年的改造,也大多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抗战结束前,陕甘宁边区的二流子基本上改造完毕。陕甘宁边区对二流子的成功改造,对边区的社会有着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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